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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革命

胡适受到美国意象派诗歌“六项原则”的影响,认为白话比文言优越,1917年10月,他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不主义“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三、不用典;四、不用套语烂调;五、不重对偶:一文须废骈,诗须废律;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七、不摹仿古人;八、不避俗话俗字”。同年5月,胡适又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强调“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纪念改八不主义为四条: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三、要说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五四以后,在胡适的影响下,中国通行白话文。梁实秋指出整个白话文学运动与“外国的影响”之间的关系命题。外国的影响是白话文运动的导火线。

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也提出著名的八大主张:

一曰:需言之有物

二曰:不模仿古人

三曰:需讲求文法

四曰:不做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1918年9月,《新青年》5卷3号刊登了陈独秀的《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一文,围绕着“东西文明能否调和”问题,与当时的主流刊物,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展开论战。陈独秀主张全盘西化,彻底改造中国。陈独秀继而为之声援,在《新青年》推出《文学革命论》,将胡适的“八不主义”提升到“三大主义”,把“传统文学”定性为“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攻击“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弊”,提倡“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强调文学承担社会革命的功能,文中高张“文学革命军”的大旗,并将胡适奉为文学革命的“急先锋”。陈独秀毫无顾忌地对桐城派、文选派、江西派指名道姓地作了大胆的抨击。其中将桐城派领袖归有光、方苞、刘大櫆、姚鼐与明前后七子并称为“十八妖魔”。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我们有志造新文学的人,都该发誓不用文言作文”。

《新青年》自1918年开始刊载白话文,陆续刊载来胡适、沈伊默、刘半农等人的白话诗以及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钱玄同为了造势继而化名王敬轩作《文学革命之反响》,与刘半农的《驳王敬轩书》上演双簧戏,设陷阱让守旧派代表人物林纾上套。林纾在上海的《新申报》上发表了文言小说《荆生》和《妖梦》影射攻击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新文化人士,将北大喻为地狱之下群鬼主持的白话学堂。又在北京的《公言报》上,发表致蔡元培的公开信(《致蔡鹤卿太史书》)要求“制止反孔,废除白话”,认为新文化倡导者“覆孔孟,铲伦常”,是“叛亲蔑伦”“人头畜鸣”。

1918年6月,北京若干青年发起“少年中国学会”。少年中国学会1921年在南京召开第二届年会,发生激烈争论,主要分裂为国家主义派和共产主义派。1925年学会停止活动。

1919年1月,北京大学学生筹组“新潮社”和“国民杂志社”,出版《新潮》、《国民》月刊。《新潮》的风格与《新青年》同。第一期出版后,一个月内,三次重印,销数达一万册,与《新青年》同为最风行的刊物。《国民》仍用文言,富有浓炽的反日精神,对新旧思想主张调和。后来“五四示威”的领导人,多为《新潮》、《国民》的骨干。

五四时期,主要的报刊还有北京出版的《晨报》、《公言报》;天津出版的《益世报》、《大公报》,上海出版的《民国日报》、《申报》、《时报》、《时事新报》等。

1920年1月12日(己未年冬月廿二),北京政府教育部废止文言教科书,规定到1922年年底截止,文言教科书全部作废,包括国语在内的各科教科书、改用语体文。这是废止文言、采用国语的第一个法令。胡适评论这个训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北京大学国文系以胡适、周作人、余平伯的散文以及徐支摩的诗歌为教材,极大的推动了新文学运动。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也以《每周评论》、《新潮》等报刊为阵地,积极倡导白话文和新文学思想,使文学革命的影响日渐深广。

1924年北京段祺瑞政府成立,章士钊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反对国语运动和新文学,与以南京东南大学为中心的学衡派形成夹击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的声势。1925年章士钊复刊《甲寅》杂志,提倡文言文。章士钊接连发表《评新文化运动》、《评新文学运动》,令小学以上学校必须尊孔读经,不准学生使用白话文。

1925年6月14日,钱玄同与黎锦熙主编的《京报》副刊之一《国语周刊》创刊发行。钱玄同的学生魏建功在《国语周刊》上发表《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一文。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中批评孙中山及其他国民党的领袖人物受极端的民族主义影响,对传统文化采取了过分颂扬拥护的态度,对新文学运动都曾表示不赞成。胡适写了白话文哲学史证明白话的价值。胡适《白话文学史-引子》里又说“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并且绝对否定文学史上文言文学的生命力。新文学运动所产生的文学刊物也大量出现。

汉字拉丁化

当时西方人认为文字体系的发展必须经由表词文字、到音节文字、再到字母文字的阶段。“文字发展三段论(形意文字→意音文字→拼音文字)”、“语言发展三段论(孤立语→粘着语→屈折语)”这套单一起源、单线发展的文字进化理论主宰了西方学术界。中国的象形文字被认为停留于原始的进化的初阶,不能适合现代人的需要,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障碍。黑格尔曾经说过:“中国文字很不完善”、中国的“文字对于科学的发展,便是一个大障碍”。《新青年》前期的四大笔包括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钱玄同与鲁迅、陈独秀一样认为中国文化已成僵死之物,想保种救国,非废灭汉文及中国历史。

1918年4月钱玄同在《新青年》四卷四期上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一文指出:“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

1935年12月,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提出《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指出:“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这教育大众的工作,开始就遇着一个绝大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识、难学……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这种新文字,现在已经出现了。当初是在海参崴的华侨,制造了拉丁化新文字,实验结果很好……我们觉得这种新文字值得向全国介绍。我们深望大家一齐来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为推进大众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毛泽东受此影响,也提出“汉字的出路在于拉丁化”。吕淑湘相信中国实行拼音文字就能实现民主。

新青年派还有其他一些主张,包括废除孔学、废除汉字等偏激的主张。这和人文理性学术派学衡、文化与科学派国风等的主张或结论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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