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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铁的事实,狠狠地打了石国鹏、岳南、陆键东、刘梦溪等人以及陈家后人们所谓的陈寅恪不吃日本鬼子大米、使用关西日语痛斥日军、陈寅恪在港拒绝参加日军约请写教科书和加盟学会、陈三立拒绝拉拢为抗日绝食而死的种种虚假的神话和伪史!历史就是历史,不是陈粉们的小妾!陈寅恪,这个曾经的“优秀国民党员”,从来不是清流学者!而是政治嫖客!

《陈寅恪在香港时代和日军、和汉奸的交往详考》1

在陈寅恪驻港期间,有一个至今未解之迷,即所谓驻港日军照顾其生活并拉拢他撰写教科书之传说。

见《也同欢乐也同愁》一书的记载:

2月中旬旧历年底(1942年2月14日为辛巳年除夕),有人送来整袋面粉,父母因来路不明不肯接受,在家门口推进推出,最后来人仍下面粉就跑了。

真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在家门口推进推出!请设想一下这幅“军民鱼水情”的温情画面吧。。。

先考证这一记载的真实性。

1941年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后,从1942年1月1日至1944年4月15日施行了所谓的“粮食配给制度”。这一粮食配给制度主要内容是:

禁止香港粮食市场自由交易,在港居民一律凭米票购买定期、定量大米。过时作废。

日军在港雇员每月可以得到赠送大米和罐头,用于奖励配合日军工作的在港华人和英人。发行日本军票和邮票,限制使用港币、英磅和邮票。要求在港居民限期将手中港币和英磅全部兑换成日本军票,过期发现存有港币和英磅者,一律没收。

兑换比价由总督部公布。

驻港日军施行粮食配给制度后的第一次送大米时间为1942年1月17日。这可见《陈君葆日记全集》1942年1月17日的记录:

“午后送米来,三包。领米回家后即拜祖先,家人见米的问题已有着落,均喜形于色”。

同年2月27日的日记记载了第二次送米:

“今日见肥田木队长,当即解决午饭问题,由渠发给白米一包,罐头二箱,盐一包,糖若干斤作食粮。另糙米一包作为换燃料之用。”

从当年3月16日开始,发送大米的工作由当时的大汉奸陈君葆负责。

又见《陈君葆日记全集》1942年2月28日记录了当时的日军队长肥田木带领着汉学家岩村忍等人,一起来到图书馆,给大家送米和肉罐头的经过。而且,1942年4月22日的日记中特别记载:

刘、孙二人昨携米十六斤、罐头肉类七罐与陈寅恪。今日回来有告陈近况。据说他已挨饿两三天了。闻此为之黯然。

刘即刘草衣,孙即孙述万。当时任职于香港大学图书馆、即日军驻港期间的伪香港图书馆。当然这些米和肉罐头全部来自日军的发放。为此,2月27日,陈寅恪回赠他“衣料一件、信笺一盒”作为答谢。

请注意:按照当时国民政府的定义:此时的陈君葆显然属于在伪政权下任职的高层人员,绝对可以定性为“汉奸”的。

因此,真实的粮食发放种类是大米和肉罐头。几乎没有面粉。因此,《也同欢乐也同愁》一书记载的“有人送来整袋面粉”,应该是“有人送来整袋大米”。

接下来的问题:驻港日军是怎么知道陈寅恪在那里的呢?

经过我们的一番分析和考察,发现原来是陈寅恪自己找上门的。具体经过是:

日军某部看中了此栋楼房的地理位置及楼旁的那片空地,勒令全楼居民,限时搬空,用以驻军。大家赶紧商量对策,父亲因自己通日语,不顾个人安危,与房东及几位年长者出面和日军交涉,要求缓迁几日。

——奇怪的是这个时候陈寅恪的汉奸弟弟陈方恪居然从南京通过了多个环节,写信多封给驻港汉奸。我们一直追查这些信件的内容,收信人的后代至今密不发布!这难道是大汉奸写信让在港汉奸照顾陈寅恪吗?究竟有什么重大事项?待考。

该楼的具体位置是九龙太子道三六九号三楼。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陈寅恪“因自己通日语,不顾个人安危,与房东及几位年长者出面和日军交涉”时,他必然要告知日军自己的职业、身份和为什么会日语、日语掌握的程度等基本身份情况,这是当时日军处理中日民间纠纷的基本模式和程序。我们只要验证是否存在“日军某部看中了此栋楼房的地理位置及楼旁的那片空地,勒令全楼居民,限时搬空,用以驻军”这件事情就可以判断这一记载的真伪了。根本不存在故事会中的“不顾个人安危”这样的局面。因为当时他的身份是“伪香港大学教授”!日军不敢也不会无礼冒犯“伪香港大学教授”!!

证据可见《陈君葆日记全集》,如下:

1942年4月23日

昨日的计划,想设法替寅恪在港大的住宅找个住的地方。

这条看似普通的记录却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大问题;当时的陈寅恪在香港的住宅遇到了大的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即“日军某部看中了此栋楼房的地理位置及楼旁的那片空地,勒令全楼居民,限时搬空,用以驻军”。

将两条历史记载组合一起,我们可以还原出真实的历史过程:陈寅恪一方面直接找日军劝说缓几日搬出,一方面找陈君葆解决搬出后的住处问题。谈判交涉的结果是可以宽限搬出日期,不久这队日军调防他处,全楼才平安无事。

接下来,我们再验证“有人送来整袋大米”的“有人”是谁?

经过刘正教授的由于上述考证,可以知道:由于住房的搬迁问题,会日语、曾两次留学日本的港大教授陈寅恪的真实身份彻底暴露了,这才有了“有人送来整袋大米”照顾的陈寅恪在港生活的问情况。

最直接的证据是:《陈君葆日记全集》1944年2月19日的记载,回答了“有人送来整袋大米”的“有人”是谁这一大问题。如下:

下午三时许到东亚研究所赴小原的约。先是我对松原说,松荣此君,前曾闻马鑑屡道其人……松荣前曾努力过中日文化协进的工作,而且曾帮忙过不少中国文化人。如从前他曾送过米给陈寅恪。

问题到此为止可以说已经解决了。“有人送来整袋大米”的“有人”是日军驻港当时负责“东亚文化协会”的松荣。但是松荣,松是个姓,荣是名字。我们按照当时的驻港“东亚文化协会”的人多是内藤弟子的实际情况来考虑,松荣可能也是出自内藤湖南门下。

按照松荣个人的自述,他还特别资助过生物学家林绍文教授。而林绍文是著名水产学家,1933年从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厦门大学教授。而后出任青岛大学教授。何时到了香港不详。但是,林绍文获得资助后离开香港,就再没有和松荣联系,这引起了松荣的极度不满,他甚至向陈君葆发泄。

日军给陈家送大米的事,又见陈哲三《陈寅恪轶事及其著作》一文:

大概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要他们不可麻烦陈教授,军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宪兵队照顾陈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宪兵往屋里搬,陈先生陈师母往外拖,就是不吃敌人的面粉。

这里又出现了所谓的“大概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要他们不可麻烦陈教授”猜测之辞。刘正教授曾疑心此事出自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东洋史主任教授和田清博士之手。

1995年7月25日,刘正教授给和田先生的后人和田博德教授和女婿神田信夫教授写了信。主要请教以下两点问题:

其一,陈寅恪先生与和田清先生之间的往来通信,至今还有没有保存?如有,请介绍一下具体内容。

其二,1942年,陈寅恪驻港期间,是和田清先生还是白鸟库吉先生曾给日本军部写信,要求照顾他在港的生活和安全?

此事的详细过程,至今中国学界无人知道详细情况,特来求教。

和田清的后人和田博德教授亲自给刘正教授回信,并且查找了部分原始资料,其中,1995年8月5日神田信夫教授的回信中说:

ご來示の陳寅恪先生と和田清先生との關係の件ですが,小生遺憾がからそのような事實を承知しておりません。然しその可能性は充分あると考えられます。詳しくは和田博德教授より回答があると存じます。なお白鳥庫吉先生は一九四二年三月に逝去され,當時病床に在ったのでこの件には關係が無いと思います。

现在将该信翻译成中文如下:

您来信询问陈寅恪先生和和田清先生之关系的问题,很遗憾我并不知道。然而,考虑到这件事情存在的可能性,详细内容可以等和田博德教授回复。其中,白鸟库吉先生1942年3月逝世、我想在香港出现日军送大米照顾陈先生的时候,白鸟先生已经卧床不起了,大概与此无关。

作为女婿的神田教授,他并没有听说这件事。但是他考虑到在他与和田清的女儿结婚之前或许存在过这件事情,他建议刘正教授等待和田清之子、和田博德教授回信中的答复。但是,他明确否定了此事和白鸟库吉之间的关系。

1995年8月6日和田博德教授在回信中告诉刘正教授:

和田清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に中國へ侵攻した日本軍が押收した中國の貴重な文物の中國への速やかな返還を迫った事實があります。これは和田清が中國を尊敬し,その歷史と文化に限りなき愛情を抱いていた故ですが。當時日本軍部の勢は強大であったので,此のような事をするのは甚だ勇氣の必要なことでした。そのため和田清は東京大學教授の官職を罷免される覺悟さえした程でした。このように和田清は中國文化、學問を護るために勇氣を以て日本軍部へ發言したので,陳寅恪先生の生活と安全を照顧するように香港駐留日本軍へも要求する書翰を送ったものと思われます。

现在将该信翻译成中文如下:

和田清曾经最先提出“日军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侵占中国时抢走的珍贵文物尽快归还中国”这一事实。这是和田清尊重中国、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怀有深厚感情的缘故。当时日本军部势力是非常强大的。出现这样的事情,需要有很大的勇气。甚至和田清意识到连他的东京大学教授的职位也可能难以保住了。类似这样的为了保护中国的文化和学术,和田清先生亲自向驻港日军写信,提出照顾陈寅恪先生的安全和生活,自然是可能的。

但是,和田博德教授家中没有发现其父留下的相关书信,他建议刘正教授去保存和田清的全部日记和文稿的神奈川县茅ケ崎市档案馆去实地调查。于是,刘正教授亲自去神奈川县茅ケ崎市档案馆进行调查。但是无果而终,没有发现任何书信和日记等相关证据。至少目前为止,主张“大概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要他们不可麻烦陈教授”之说,缺乏实证。(除非是他的汉奸弟弟写信给香港的汉奸?待查证。)

说到这里,刘正教授主张:

不得不很遗憾地说一下陈氏三姐妹的《也同欢乐也同愁》一书并非全是信史。通读此书,笔者发现了不少失真之处。比如,该书第164页对与陈寅恪离开香港的经过是这样回忆的:“借到数百港元,因欠债颇多,再以衣物、皮鞋抵债方能上路”。试问:数百港币加上衣物、皮鞋抵债,能够凑出多少钱?全家五口人,不算行李,从香港到广州的船票或飞机票经济舱的价格当时就高达每人2500-4000元国币。

而那时的港币和军票的兑换比如下:

1941年2-5月港币和日本军票兑换情况表

2月 3月 4月 5月

日本军票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港币

二元 三元 四元 四元

此统计为刘正教授根据他在日本时亲自阅读到的日本某军国主义团体出版的旧日军回忆录及有关档案中记载的当时的经济数据,编制而成。出于对日本右翼团体所谓“文献资料真实性”的抵触,我一律隐去材料来源。

而实际上,根据笔者掌握的史料,陈氏离港前,他至少收到五笔巨款,才得以支持他带领全家人离开香港。五笔款项如下:

1、高廷梓汇款10000元国币。

2、杭立武第一次汇款5000元国币。

3、第二次杭立武又汇款5000元国币。

4、傅斯年汇款1500元国币。

5、俞大维汇款10000元国币。

可是,陈氏三姐妹的书却告诉我们“借到数百港元,因欠债颇多,再以衣物、皮鞋抵债方能上路”。

我们怎么能不遗憾地说一下,她们说的和事实有些出入。因为她们这一说直接来自于其父陈寅恪1942年6月19日致傅斯年的信:“忽于四月底得意外之助,借到数百港元,遂买舟至广州湾,但尚有必须偿还之债务,至以衣鞋抵值始能上船。”1942年8月1日,他在致傅斯年的信中再一次说:“忽得接济,重返故国”。陈寅恪居然在前后两封信中公然对傅斯年作了隐瞒!显然,他以为傅斯年并不知道高廷梓、杭立武和俞大维给他汇过款之事,甚至也不提朱家骅和杭立武出面组织的对他营救活动,而只是轻描淡地以一句“忽于四月底得意外之助”而匆匆带过,让刘正教授倍感惊愕和震惊!

奈何陈氏对各位出资出力帮助过他脱离险境的人如此绝情?!他为何要对傅氏隐瞒他收到了多笔汇款这一事实?如此公然敲诈国家钱财!当时周作人一家人在北京,没有任何人给他撤退的经费!因为他没有傅斯年这样的亲戚!容庚教授也是如此!!

为了进一步说明真相,有必要公布一些当时几个真实的经济数据:

截止到1942年春,香港一双新牛皮皮鞋价格:6 元港币。

驻港华裔高级雇员工资是月薪:200元军票/包食宿。220元军票/不包食宿。

驻港华裔普通雇员工资是月薪:60-80元军票。

驻港华裔教师工资是月薪:150-280元军票。

大米价格是每斤30钱军票,黑市价格是三元军票。

一个金元宝可以兑换500大洋。一元军票可以兑换四元港币……

如果真的存在“至以衣鞋抵值始能上船”的情况,那么其值尚不到五港币!陈寅恪制作这一故事时绝对不会想到五、六十年后有一名敬仰他的中国留学生,利用他的论著中对社会经济史的关注,如此这般的考察和分析了他的上述信函内容的真伪性问题。

刘正教授以为,陈氏三姐妹和陈氏弟子热衷于宣传的却是:“在港期间陈寅恪不食日本人大米或面粉”,显然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因此,他再次特别强调: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刻施行了全港粮食配给制度。大汉奸陈君葆和日本特务松荣等人多次给陈家送米送罐头。虽然“据说”最初曾发生过拒绝接受的现象。但是,在接受了陈君葆代表日本军队给他的大米后,他还回赠薄礼给陈君葆。以后,他的确接受了松荣的送米送罐头,维持生计。当时,接受松荣送米的还有戴望舒、叶灵凤等在港文化人。在不吃就面临着全家被饿死的情况下,请不要奢谈什么“饿死也不吃日本人的大米”或者“就是不吃敌人的面粉”这样无关痛痒的话。

因此,刘正教授特别强调:

在那个艰难困苦的恶劣环境下,在没有食品就要面临全家饿死的情况下,请不要奢谈什么“饿死也不吃日本人的大米”这样无关痛痒的话。我们不需要人为地塑造一个又一个的“饿死也不食美国人面粉”的朱自清们。其实,接受赠米和谋求职位都是在当时的恶劣环境下的一种求生行为,只要没有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就不该过多指责,也不需要过份拔高到所谓的“饿死也不吃日本人的大米”或者“就是不吃敌人的面粉”之类的“民族气节”的地步。

因此,研究近现代人物传记,尤其不能百分之百地使用被研究者直系亲属和后裔的口述材料,这里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如果非要使用这些口述,必须先经过史料和文献的验证后,才可以放心使用。一旦无法验证,宁可不用,决不烂用。试想:当时陈氏三姐妹尚在年幼,而如此大事,陈氏夫妇万万不可能如实地向三个女儿作出陈述,因此才出现陈氏三姐妹至今也不明白当时自己的父母手里究竟有多少钱。显然,陈氏三姐妹是看了其父的这封信后才继续坚持此说的。

《陈寅恪在香港时代和日军、和汉奸的交往详考》2

陈寅恪居然介绍自己的弟子去当汉奸文人。

1941年12月日军进攻英国殖民地香港。12月25日,香港总督杨慕琦向日军投降。1942年1月,日本设立“香港占領地総督部”。日军驻扎香港倭督磯谷廉介第一次来香港大学视察并直接插手香港的文化教育事业的管理则是开始于1942年3月23日,他上午视察香港大学图书馆,下午接见全体教授和学校高层领导。陈寅恪是否出席,没有任何记录。磯谷廉介的发言只涉及三个方面:

“日中亲善、日本王道的儒家来源、勉励大家努力工作”。

全程并没有单独接见陈寅恪,更没有在下午的讲话中提到陈寅恪。

现在至少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当时的陈寅恪并非一点没有和伪政权发生合作干系。

——即:1942年4月1日,他曾推荐自己的弟子张向天在伪香港图书馆谋求一职。

具体记载可见《陈君葆日记全集》1942年4月1日:

“陈寅恪先生介绍张向天欲在图谋一席。”

我们相信:那些主张陈寅恪“饿死也不吃日本人的大米”或者“就是不吃敌人的面粉”之类的“民族气节”的学者们,肯定不知道这一真实史料和事实的存在,因为他们根本无法解释这样的一个具有如此高的“民族气节”历史学家怎么会介绍自己的得意弟子去给日伪政府工作呢?!

在给出这个历史事实之后,张向天只是为了谋生去当汉奸。因为当时的香港施行食物配给制度,而取得一个伪政权下的一个职位,是获取配给食物的唯一方式。但是陈寅恪的言行不一,很值得抨击和嘲讽!当时日军占领香港后,陈寅恪没有立刻辞职(已经是“伪香港大学教授”,对!是汉奸教授的身份)以显示陈家的骨气和民族大义!反而介绍自己的得意弟子出来去汉奸机构工作,他家的“抗日神话”呢?

顺便说一下:我们查遍了保存至今的全部日文和中文的伪北京时代日军和汉奸组织工作机密档案,北京的汉奸组织和日军从没有任何个人和团体拉拢陈三立!可是陈寅恪为了给自己的“伪香港大学教授”洗底,就编造谎言,声称他爹拒绝拉拢、为了抗日绝食而亡。天大谎言!欺负大家不懂学术考证!!

《陈寅恪在香港时代和日军、和汉奸的交往详考》3

陈寅恪为何故意捏造倭督和汉奸约请他写历史教科书这一谎言?!

——喜欢时不时放料出来来抬高自己的陈寅恪,他的这些“料”正在被一个接一个的揭露出来,还原历史真相!这正是刘梦溪、石国鹏等造假人最不敢面对的事实!

喜欢时不时放料出来来抬高自己的陈寅恪,他的这些“料”正在被一个接一个的揭露出来,还原历史真相!现在,我们再揭示一个“料”,见如下:

1942年6月19日,陈寅恪致傅斯年、朱家骅、叶企孙、王毅侯四人信中说:

……弟当时实已食粥不饱,卧床难起,此仅病贫而已;更有可危者,即广州伪组织之诱迫。陈璧君之凶妄,尚不足甚为害,不意北平之伪北京大学亦来诱招,香港倭督及汉奸复欲以军票二十万(港币四十万)交弟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定中小学教科书之事,弟虽拒绝但无旅费离港,其苦闷之情不言可知……

可是,这封信让我们十分不解,原因如下:

首先,所谓“不意北平之伪北京大学亦来诱招”之事,按照现在已经公布的陈氏书信来考察,应当即1941年8月26日陈氏致傅斯年信中所说明的:“同时接北大文科研究所不移川之信,故致函北大请其资助旅费,得今甫转告可助三千元。”这应该是后来发生“不意北平之伪北京大学亦来诱招”的直接起因。

其次,对于所谓“香港倭督及汉奸复欲以军票二十万(港币四十万)交弟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定中小学教科书”之事,1942年2月20日,“香港占领地政府”登场,由磯谷廉介出任“香港总督”。政府总部设于香港岛中环的香港汇丰总行大厦,半岛酒店则改为军方总部。总督部成为了当时香港最高的行政机关,亦是日本战时内阁的直辖机构之一。为了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在香港也成立了“华民代表会”及“华民各界协议会”两个组织。华民代表会为总督的咨询机构,有委员四名:罗旭和、刘铁诚、李子方及陈廉伯。华民各界协议会则有委员22名:主席周寿臣,副主席李冠春,委员董仲伟、叶兰泉、伍华、罗文锦、斯启东、凌康发、林建寅、李忠甫、郭赞、陆霭云、周耀年、郭泉、王德光、谭雅士、王通明、邓肇坚、颜成坤、黄燕清、冯子英、章叔淳,负责向华民代表会提供意见。而陈君葆则是当时香港图书馆的中方实际负责人。

日本方面则立刻设立了“东亚文化协会”和“东亚研究所”。并且日本驻港当局开始积极推广日化教育和日式建筑。日语成为了主要的教育课程,中小学每星期必须教授日语4小时,英语则被禁止使用。当时使用的中小学教科书就包括《新生香港》、《兴亚进行曲》、《从香港到东京》、《日本刀》、《忠灵塔》、《日本的体育》等伪教科书。因此,如果真的存在“香港倭督及汉奸复欲以军票二十万(港币四十万)交弟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定中小学教科书”之事,其时间范围应该是1942年2月21日至5月1日之间的68天内。因为2月21日日军驻港总督府成立,而5月1日陈寅恪致信陈君葆,说明近日内要返乡了。陈君葆日记中记录如下:

早上接到陈寅恪先生写给我和季明的信,说他日间要从广州湾归乡,过海后或到平山图和中文学院作最后一眺望,并谓“数年来托命之所今生恐无重见之缘,李义山诗之他生未卜此生休,言之凄哽。”我当时读到此不忍再读下去。

而当时的香港倭督磯谷廉介第一次来香港大学视察并直接插手香港的文化教育事业的管理则是开始于1942年3月23日,他上午视察香港大学图书馆,下午接见全体教授和学校高层领导。陈寅恪是否出席,没有任何记录。磯谷廉介的发言只涉及三个方面:“日中亲善、日本王道的儒家来源、勉励大家努力工作”。全程并没有单独接见陈寅恪,更没有在下午的讲话中提到陈寅恪。甚至陈寅恪可能根本就没到场。

——如果存在“香港倭督及汉奸复欲以军票二十万(港币四十万)交弟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定中小学教科书”之传闻,则时间段又缩小到1942年3月23日至5月1日之间的37天内。

当时的《陈君葆日记全集》记录了最真实的和驻港日军交往的经过与记录,为什么从没有提到陈寅恪的“香港倭督及汉奸复欲以军票二十万(港币四十万)交弟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定中小学教科书”之事?这里的所谓“汉奸”又是指谁呢?是指陈维周还是指陈君葆?或者是指“华民代表会”及“华民各界协议会”两个组织的成员?

——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日本所调查和掌握的有关驻港日军和总督府的现有全部日文资料并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此说!

而在陈寅恪晚年的《第七次交代底稿》中,则陈述说:“香港为日本所占,只好空坐家中半年。”在当时他本可以继续说一下他当年如何拒绝了“香港倭督及汉奸复欲以军票二十万(港币四十万)交弟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定中小学教科书”之类的爱国先进事迹以证明他的进步,甚至可以解脱对他的遗老遗少的指控。可是,他却没有再说这段故事。

而吴宓在《答寅恪》一诗中注解为“闻香港日人以日金四十万圆强付寅恪办东方文化协会,寅恪力拒之,获免”。此说显然也出自1942年6月19日陈寅恪致傅斯年、朱家骅、叶企孙、王毅侯四人信中之说。只是日圆的“军票二十万”变成了“日金四十万圆”。

——而且,最重要的的是:1942年2月20日在港日伪政权成立时就已经存在了所谓的香港“东亚文化协会”和“东亚研究所”,也存在了经过审定的伪“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并不需要陈寅恪再去什么TMD“办东方文化协会”和什么TNND“审定中小学历史教科书”。陈寅恪,你以为编个故事就可以轻易逃避你的罪恶的历史吗?你敢回答为何1941年以后傅斯年对你越来越讨厌和失望以至于你们二人几年不相互来往?!

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并质问这一传说的真实性。或许是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而故意放出的话题。君不见,1942年6月19日陈寅恪的那封信一下子就写给了四个人!生怕此信内容流传不远之心,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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